【地评线】东湖评论：在“做饭式”劳动中上好素质教育必修课

王绍光、马骏：《走向预算国家———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第13—22页。

需要强调的是，主观权利对应着国家义务，但国家义务并不一定对应主观权利。判决书写道：基本权利不仅包含用以对抗国家的主观防御权，同时也作为客观价值秩序适用于所有法律领域，国家是否及在何种范围负有保护未出生生命的宪法义务，须从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内涵中加以开展。

第三，规范与价值混同的方法论错误。国家保护人权的概括性规定在一般意义上确认了人权受国家保护的主观权利属性。对于受保护权来说，立法却是必不可少的首要步骤。民事权利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其调整理念强调形式上的公平和对等。它们是民众对抗国家的防御权。

承认主观权利与确定内容相同的纯粹客观义务相比意味着更高的实现程度，这基本上排除了将基本权化约为纯粹的基本权利益或基本权反射利益。在第三种模式中，客观价值秩序的推导路径被完全排除。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出版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

党的二大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29]，科学地阐明人权与政权、人权与主权、人权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他强调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8]。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政治上，要求农民集会结社自由、民选县长、乡民选举乡村自治机关及一切公益机关、地方财政公开、反对民团执行逮捕审判等司法职权、禁止差役需索。

同时劳动解放运动正是向废除私有制度方面前进，故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实有极大关联。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明确反对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于法律的重要性也有清楚的认识，认为法律应当成为社会联合的基本准则。

本文以中共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人权话语变迁相关的文献为基础，探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话语及其表达。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举人权旗帜，把争取、确立与保障人权作为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目标，不断丰富人权内涵与实现方式。[61] 六、结语 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前的短短六年，中共先后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党员由50多名发展为近5.8万名，并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39]。

1925年5月，党在《经济斗争的决议案》提出，要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由此认为个人与社会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倡导和要求经济社会权利尤其是劳动者的权利，提出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赞同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22]。这一文件是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通过的。但也意识到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是政治权利的社会条件仍有待革命形成，另一方面是政治自由也不能滑向无政府主义，只有秉持公意，才能为革命提供有效的组织力量，以期真正实现权利保障。

[36] 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提出：为全民族的解放，为被压迫的兵士、农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识阶级的特殊利益，本党将向临时国民政府及国民会议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37]，这里实际上是扩大了人权主体的范围，把民族解放作为争取人权的前提，体现了鲜明的人权立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了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特别强调：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17]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同年发表的有关人格问题的论述中，也可见其朴素的人权意识。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和贫农属于半无产阶级，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属于农村无产阶级，他们最接近的朋友，能够成为革命的力量。然而，在北洋军阀独裁统治之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政治局面一片黑暗，平民特别是无产阶级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火车升火的工人不能超过四小时[45]。李大钊谈道：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24]。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陈独秀早期的人权观可以概括为个人本位主义的人权观。

[25]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上海舆论界和共产主义小组内部，宪法、权利等话语体现了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权发展的影响。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

他认为自杀这种极端行为是自杀者自己应该有的人身自由权利，他人既没有权利予以鼓励也没有权利谴责，我们对于这自杀的事实，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他的原因，研究怎么可以补那缺陷[20]。因为愈是文明进步的人，欲望愈大。

此外还有组织农民自卫军、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合作社、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等方面的要求。[7]毛泽东注意到人的意志实现的社会背景，他比较了中西家庭制度，认为：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

[24]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太平洋》1919年第1期，第14页。他的先决问题，是要意志自由。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人以自由，特别是经济上的自由，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40]。此外，在当年创刊的《湘江评论》中，他对于文艺复兴与思想解放以来的命题，如人类应如何生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对强权与自由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保护劳工权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为无产阶级奋斗作为自己的使命，就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号召工人联合起来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努力实现工人权利。他认为自杀恰是人类智慧的表现，正是因为人类有了智慧才会选择自杀，而一般的动物因为没有智慧就不会选择自杀。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权思想与实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他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大纲》规定，禁止雇用16岁以下的男女童工，禁止18岁以下的男女工人从事吃力及有碍卫生的工作，绝对禁止超法定时间工作，禁止女工及18岁以下男工从事夜间工作等。

一是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而土地委员会负责土地的管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就是中国人权的探索史、实践史与奋斗史。同时，中国共产党基于对社会权的关怀，组织工人罢工、示威游行，号召人们认识到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社会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28]。他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中认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

发刊词指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对于当时以共和名义行军阀独裁统治之实的状况，它号召人民以革命的手段争得这些自由：我们的自由不但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在《社会主义释疑》一文中，李大钊强烈批评资本主义对于人的压迫，呼吁把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国际国内双重意义，除了代表着中国先进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其本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6]在另一篇题为《赵女士的人格问题》的评论文章中，毛泽东从人格的角度评析了这一事件，他说：人格这件东西，是由于对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

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的文章中指出，那种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的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精神，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这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领域就人权保障的具体主张，同时在现代中国人权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